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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

发布时间:2017-02-21    

 摘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公正司法、依法办案是每一位法官在裁决的时候必须恪守的原则。但是,在要求法官依法办案并不等同于简单机械性的做法律的“搬运工”。换言之,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仅要依法办案,而且要追求司法的公平正义。法律的滞后性、法言法语的模糊性以及其概括性等特征都要求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根据个案的特殊性,只有借助于法官们适度的自由裁量,才能实现真正的立法目的。由于每一位法官的个人办案能力,专业法律素养,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对自由裁量权也应进行限制,即法官在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在裁量时应维护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程序和实体正义,依法进行自由裁量。

关键词:刑事自由裁量权;司法统一;法律基本原则

一、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含义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说过:“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探析研究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首先必须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概念予以明确。依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规定,“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规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确保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2]。而在国内也有很多法学大家对此进行了定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屈学武教授认为:“自由裁量权包括刑事实体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和刑事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权,统称审判自由裁量权。量刑自由裁量权则是其中实体法权利之一,指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业己定罪的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什么样的刑罚的酌情裁决权”。[3]笔者所列举的这两个国内外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解释,正是笔者认为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含义所在,即法律赋予了法官一种权力,在尊崇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的前提下,以案件事实为基础,在此之上结合被告人的行为,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如造成的社会影响、行为手段、造成的后果等在法定罪刑内进行衡平。

二、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立法者不是可以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以为人们设定行为方式的超人,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目”。[4]如徐国栋先生所言,立法者不是超人,无法将这个社会瞬息变化万千的各种行为予以立法进行规范,但是其立法目的是明确的,尤其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中更是能够凸显,打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彰显公平正义。首先,围绕着立法目的,就有了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空间及必要,法律一般是为了规范普遍社会群体行为所制定的,而作为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将一般适用于公共性的法律规范直接用以评价个体行为,与立法宗旨相悖,个案的公平正义也是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只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无法涵盖所有个体行为,所以在法律中不能尽显个体的公平正义,如《刑法》所有的条文中,对量刑都是一个范围内的规制,这就表明立法者需要法官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个案的不同进行自由裁量,做出公平的裁决。其次,我国自古是以传统道德对个体进行约束,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从而制定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再上升至法律的高度,传统的刑法文化、特有的人情伦理社会的历史渊源及多民族共同生活状况,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大众的法律意识水平,为了适应道德与法律冲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维系兄弟民族间的感情,为了照顾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又有十分特殊的社会意义。再者,汉语言的纷繁复杂、法律原则的概括性、法律的滞后性等决定了实现公平正义不是依靠法律的“搬运工”,而是依靠明辨是非理智取舍的司法裁量者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审判中,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普通民众及社会媒体等都非常关注,若法官的自由裁量能让法律与人文相结合,作出一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能有机统一,也就是能够依法审理,于常理又能让大众得以信服的裁决,从而实现惩处犯罪的立法目的,彰显公平正义价值观,树立司法公信力。总之,“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是使法律具体情况具体适用的普遍方式之一,从而使法律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没有自由裁量权,法律会经常受到诸如严厉、无情、不公正等批判”。[5]

三、刑事自由裁量的负面效应

第一是量刑的失衡,由于法官个人的业务学识水平、个人认知、价值取向、社会生活的背景等主观方面及立法者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宽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一方面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同甚至误解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则对法律赋予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自由裁量幅度理解差异,结果针对相似个案或同一个案做出定罪量刑差异的裁断。据笔者所知,2014年发生的一起抢劫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三十余万,法定刑基础是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这当中有七名犯罪行为人,在公安机关逮捕过程中有一名犯罪行为人逃脱,该名逃脱的犯罪行为人将所抢赃款全部带走。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之后,合议庭根据各行为人在此次犯罪活动中的行为对他们进行量刑讨论,讨论过后,主犯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余认定为从犯均进行减轻处罚,在十年以下进行判处。在2016年5月份,当时逃脱抓捕的这名犯罪行为人来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原来承办此案件的法官因为工作调动,该案件由其他法官承办。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原来那位法官认定的一致,但是在量刑部分,经新组成的合议庭讨论过后,以多数人意见判处张某甲有期徒刑十一年,其与之前两名主犯唯一不同的量刑情节就是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两名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严格依法办案,都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可见对于《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自首与坦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自由裁量的理解,因承办法官和合议庭的不同,裁决出现差异。

第二是裁量权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使用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正当理由的行使。但是,法律的局限性同样也为某些职业素养偏低甚至是无职业操守的法官带来了投机的机会,他们带有个人浓厚的感情色彩或在某种利益的诱惑之下怠用刑事自由裁量权、越位行使自由裁量权甚至异化扩张刑事自由裁量权,对其审理的个案依据进行“自由”的裁量或直接“依法”办案,其最终结果也便造成了司法的恣意、不公甚至出现严重的司法腐败。

四、规避刑事自由裁量负面效应

首先,笔者认为法官应当严格按照最高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对承办的个案依法进行自由裁量。留给法官的思考余地最小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留给自己的独立判断余地最小的法官是最好的法官。[6]既然有最高院发布的“量刑指导意见”, 法官审理的具体案件符合该意见所述的犯罪或者是案情涉及相关的量刑情节就应遵照此意见中的量刑幅度来审理,这意味着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对量刑幅度进行缩减,从而对相似案件的法定刑幅度进行统一和量刑均衡,这也符合我国现阶段对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没有实质有效监督制约及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的司法实际。其次,要注重案例指导的运用。案例指导制度作为有效解决同罪同罚的有效手段之一已为不少学者、专家、司法工作者所倡导,并有许多精深的论述。虽然现在已建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实行裁判文书上网的规定,但是在这当中都是法官根据案件事实本身进行审理后做出的裁决,仅仅从裁判文书网上的一纸判决或裁定无法得知法官如何自由裁量,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在法院的内网系统类、分级别的重新建立刑事案件案例库,但是这个数据库与裁判文书网上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在内网上应当将作出该裁决结果的合议庭笔录进行展示,给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创造一个平台进行交流,这也是一种较为科学、简便、易操作的一个方法,能够让法院的裁决在相类似甚至是相同案件中得到统一和衡平。近年来全国每年审判的各类刑事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大量的裁判案件为案例指导机制的施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在内网中对这些案例分门别类的进行系统整理,如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等依据法律规定的相关罪名建立一个类型库,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更深一层的划整,如根据抢劫罪、盗窃罪等各自的犯罪手段、犯罪数额、侵害的对象等进行深一层的分类。当然,如有需要,可以在前一分层的基础上再进行下一层的分类,这样法官遇到相同类的案件就不再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裁断,而是不由自主地参考以前所归整的相类似案例,该所判案件又自然的划归到原有相同类的范围中去,这样案例库中同类案例也就越来越多,法官的“参照物”也就越来越丰富,丰富到一定程度时,便可直接对号入座。这样也就避免了同一法院或同一法官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接下来各基层法院筛选经典案例报送上一级法院,上一级法院据此建立适合于本地区或本省的案例库,这样法院在遇到具体的个案时又多了一个更高、更准确的参照,所裁量的结果也就避免了同地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当然,最后要做的就是集合全国各地的经典案例,建立全国的案例库,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消弭同罪不同罚的量刑各差和量刑失衡现象。再者,各级法院应注重对法官审判职能素能的提升,法官个人业务水平偏低,专业知识有待提升等问题,可以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其职业技能,从而让法官运用专业审判知识来进行自由裁量。 

结语

刑事自由裁量权对法官来讲是一种权力,同样也是一份责任。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法官们要正确地掌握和理解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精神,使得自由裁量的裁决结果既不违背法律,又能彰显公平正义,这是作为一名法官、法律人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3].屈学武:《量刑自由裁量权述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 年第6期。

[4].徐国栋:《法律局限性的处理模式分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

[5].英国法学家戴维·M·沃克语,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

[6].英国佛兰克林·培根语,转引自陈兴良:《罪行法定的当代命运》,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文:袁溪晨  万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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